轉基因加速

    打開電腦，在搜索中輸入“轉基因”一詞，各種擔憂內容會躍然紙上。當今世界，恐怕再沒有幾個科技詞匯，像轉基因這樣惹得公眾如此議論紛紛了。然而，議論歸議論，轉基因的發(fā)展仍然勢不可擋。

    據國際農業(yè)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測算，201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了8％(1200萬公頃)，達到了創(chuàng)紀錄的1.6億公頃。2012年是轉基因作物商業(yè)化的第16年，在連續(xù)15年(1996－2011年)增長后，2012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持續(xù)增加。

    轉基因的迅速發(fā)展，說到底是經濟因素的推動。例如，種植轉基因抗蟲棉，已經給中國農民帶來了巨大收益。如中國批準了抗蟲的轉基因Bt水稻，Bt水稻將會給中國水稻種植戶帶來每年40億美元的收益。

    實際上，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與環(huán)境帶來了巨大收益。它對人類健康的主要影響，在于大規(guī)模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農民的健康水平，并減少了消費者在食品消費過程中面臨的潛在風險。據德國哥廷根大學科學家發(fā)表在《生態(tài)經濟》雜志上的一項研究表明，印度自從7年前采用轉基因棉花以來，其棉花種植已經減少了50％的化學殺蟲藥用量，其中，劇毒農藥的用量更是減少了70％。據此每年減少了上百萬起農藥中毒事故。

    轉基因作物對環(huán)境的益處，主要體現在通過提高作物產量而減少耕地使用，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劑上。美國科學家2011年發(fā)表了一篇綜述，評估了過去15年來150多篇同行評議的論文后發(fā)現，就總體而言，已經被批準進行商業(yè)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通過提高了免耕作業(yè)、減少了殺蟲劑用量、使用對環(huán)境更友好的除草劑和提高產量，從而減輕了土地壓力，大幅度減少了農業(y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當然，作為一種新的品種，轉基因可能存在各種潛在風險，包括抗蟲品種可能會導致目標害蟲逐漸出現抗性，抗除草劑品種導致除草劑應用大幅度增加，從而可能導致抗除草劑的所謂超級雜草的出現。幸運的是，科學家們和政府部門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在批準種植轉基因之初就采取了迄今為止實踐證明有效的措施，包括應用避難所——即要求種植轉基因的土地，必須拿出一部分比例(通常為20％)種植非轉基因作物，防止目標害蟲出現抗性——和使用多樣化的除草劑等。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一些反對轉基因的組織提出了各種指控，但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會對人畜健康造成任何潛在的和現實的威脅。正因為如此，在轉基因問題上最為保守的歐盟的官方機構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Food　SafetyAuthority)在歷次評估報告中都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已經批準上市的轉基因作物相比于常規(guī)作物會給人類健康和環(huán)境帶來更多潛在的和現實的風險”。

    學界與公眾理解錯位

    盡管科學界和政府管理部門在轉基因技術和作物的安全性方面做過大量研究，但是由于科學界與公眾和媒體的溝通不足，在一些環(huán)境組織和媒體中已經形成了一股反轉基因的力量。

    據華中農業(yè)大學生物技術傳播中心的媒體監(jiān)測表明，在大多數時候，媒體對轉基因的報道都是以負面新聞為主。

    在長期的負面輿論引導下，公眾對轉基因出現了較深的誤解甚至是排斥心理。例如，人民網2008年11月28日發(fā)布調查《你認為“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共有6205人參與了調查。其中，選擇“安全，是一種育種方式”的共2841票，占投票總數的45.8％；選擇“不安全，對人類或有潛在危害”的共3175票，占總數的51.2％。

    然而，如果包括了范圍更加廣泛和能夠從轉基因技術中獲益的農民后，公眾還是能夠對轉基因食品表示出積極的態(tài)度。2002、2003、2009年，中科院農業(yè)政策研究中心的胡瑞發(fā)、黃季焜等通過在北京、上海、山東、江蘇和浙江等地包括農村集貿市場等地的調查發(fā)現，可以接受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占到61％，反對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占8％，無所謂和不知道的占31％。

    中國農業(yè)大學的轉基因生物風險交流機制與模式研究課題組在2010年進行的針對4000多份受眾的調查也表明，關于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影響，不清楚的人占了38.21％，認為利大于弊的比例為27.7％，認為利弊各半的比例為23.6％，認為弊大于利的比例為10.46％。

    口水淹沒證據

    在轉基因問題報道上，科學家和傳播專家強調了一點，那就是媒體報道和網站上的一些傳言，不論在轉基因還是其他科學問題上，都不能成為證據，除非它們是來自經過同行評議的專業(yè)科學雜志上正式發(fā)表的論文。當然，并非所有問題都需要科學證據，但在談論轉基因是否安全的問題上，這只能是一個需要靠科學方法和科學手段來回答的問題。

    而一些反對轉基因的組織和個人并不嚴格依賴科學證據。早在90年代末期，在接受英國上議院質詢時，一位活躍的反轉基因組織成員在上院議院們的一再追問下就指出，科學再發(fā)展也不能保證轉基因無害。

    估計科學家們聽到這個話只能搖頭苦笑了。但對于普通公眾來說，妖魔化轉基因其實不用上升到那形而上的哲學層次，只要結合熱點事件中的一句“專家認為轉基因有害”已經足以把公眾對陌生事物的排斥激發(fā)出來。與之對照，從事轉基因研究和安全性評估的科學家“陣營”則事事引經據典，唯恐表述有誤，尚未交鋒，已經喪失了“戰(zhàn)機”。

    在有些時候，科學界一些并非本專業(yè)的科學家，甚至是某些知名科學家的一些不嚴謹的表述，會迅速成為反對轉基因派的依據。例如，某聲譽卓著的科學家，在兩會期間說到轉基因水稻時如是表述，“比如一些抗蟲抗病的轉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蟲抗病基因蟲吃了要死，人吃了會怎樣？很難說”。在此處，沒有必要回避轉基因抗蟲稻具有潛在風險的可能性，但是將“蟲吃了要死”與“人吃了很難說”這兩點在科學上已經充分證明了無關聯性的表述聯系在一起，仍然會起到很大的誤導作用。

    作為世界上最成熟的食品與藥品安全監(jiān)管機構，美國食品與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FDA)多次強調，轉基因食品與常規(guī)食品實質等同，并無必要進行臨床實驗。

    陰謀論陰影

    讀者可能要問，美國政府對轉基因的支持為其安全性提供了證據，那歐盟各國在轉基因問題上的保守態(tài)度是否說明了它不安全呢？

    實際上，歐盟的決策更多是基于這種判斷:“現有證據不足以打消所有顧慮”。這其實也體現了富裕國家的一種官僚理性。“老百姓反對，我何苦要批準，反正總有理由說其將來可能潛在不安全的。”

    這與一些人文社科學者的經典表述一脈相承:“今天無害就能證明明天無害嗎？”“這一代(事實上已經至少有兩代人食用歷史)無害就能證明幾十代以后無害嗎？”

    這個說法幾乎無可反駁，但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任何東西，包括我們日常吃的米飯、饅頭，我們都無法證明今天無害就能代表幾十代以后無害。絕對零風險的食品是不存在的。

    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反對轉基因的聲音，可以輕易地用“陰謀論”來描述一些我們無法證明的能推翻科學界結論的說法，比如著名的Pusztai事件就是如此。

    蘇格蘭Rowett研究所的研究員Arpad Pusztai　1998年秋在電視臺宣稱:他用轉雪花蓮凝集素基因的馬鈴薯飼喂大鼠，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tǒng)被損壞。此事引起轟動，從此引發(fā)了國際上對轉基因作物安全性的爭論。英國皇家學會1999年5月公布同行評議報告，指出Pusztai研究的嚴重錯誤和缺陷。Pusztai在國際科學界因此受到嚴厲批評。

    而這個案例，在一本反轉基因的著作中卻被如下描述:

    Rowett研究所的所長接到了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一個電話，要求他開除Pusztai，而布萊爾則受到了克林頓的壓力。

    這個說法幾乎沒有辦法去核實。

    實際上，這種陰謀論的說法恰恰在中國被進一步放大，說美國人種植轉基因只是用來出口，甚至還有人信誓旦旦地說主要是給中國人準備的。公眾對政府透明性的不滿也與轉基因問題不可避免地糾葛在一起，讓部分公眾對陰謀論的擔憂雪上加霜。不少公眾將轉基因研發(fā)和審批與政府工作不透明聯系在一起，而一些政府部門相對滯后的反應，也成為口實。

    其實，這一看似嚴峻的陰謀論，到美國市場上走一走就迎刃而解。美國生產的玉米和大豆，轉基因品種都在90％上下，FDA為了防止消費者對轉基因有疑慮，禁止對其進行標注。在這種情況下，市場上自然充斥著大量物美價廉的轉基因產品，包括直接食用的糯玉米。

    但陰謀論者就是不信這個邪也沒有辦法。畢竟，每個人都有用陰謀把自己嚇死的自由。